|
白巖松：年輕人沒就業沒錢拿什么消費
從象牙塔走出社會，社會如何為年輕人搭橋鋪路，幫他們邁好人生關鍵一步？全國兩會期間，代表委員就年輕人就業熱話題“支招”，提出針對性建議。
3月5日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，要拓寬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渠道，同時，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，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。
曾連續兩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媒體人白巖松，去年12月剛卸任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副會長，15年前他就把目光聚焦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，在多個場合為他們發聲，呼吁社會共情今天的年輕人。這兩年雖不在政協履職，但在他眼中，新聞媒體人的視角與政協委員相似，都在關注此時的變化和未來的進步，都有自己的社會職責，一起讓未來變得更好，而不是只停留在此時的熱點。
今年兩會，他首要關注的是以年輕人為本，就業是第一民生。在他看來，如今的年輕人屬于“弱勢群體”，建議社會提高年輕人的福利待遇，在政策層面能提高35歲以下年輕人的個稅起征點，從5000元提高到12000元。同時，保障年輕的靈活就業人員社保“不斷線”，讓他們不用為60歲之后的事情擔心。另外，把給企業招人的補貼直接給到年輕人是否更能受益。
“我們要有勇氣去做這樣的事情，這個過程只需努力10到12年。”白巖松認為，有些話題只是籠統的想法，看似沉甸甸，但如果仔細計算投入產出比很快能出來，它起到的撬動作用會是巨大的。“如果我們從出臺第一個友善年輕人的政策開始，可能會使這個群體的感受立馬不同，當下需要示范性政策。”
談就業挑戰，希望年輕人能獲得與公平相關的一切環境
記者：你的職業生涯并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，年輕時求職是否也遇到過挫折？如今再看這段經歷，對你理解當下年輕人就業困境是否有參考價值？
白巖松：我是內蒙古生源，畢業那屆實行的是“不包分配、雙向選擇”。這對當時的畢業生沖擊很大，但其實我們也渴望不包分配。當年我認為與其去中央電視臺激烈競爭，不如去國際電臺實習，留下可能性更大，因為“雙向選擇”需要給人留下好印象。
實習雖苦，但是為了未來工作和人生努力。剛開始每天凌晨5點，乘坐廣播學院的班車到廣電部門口打水、擦地、睡覺，再吃早餐，很快我就獲得國際臺認可并留下成為中文編輯，但畢業那年3月份，國際臺告訴我政策調整，那一年國際臺不留中文編輯，相當于之前所有努力全部廢掉，沒有其他崗位，臨時找工作來不及，只能失去“雙向選擇”的過程。于是我購買火車票準備南下去廣州，決定到那里看看，選擇一種新的生活，不一定得是“鐵飯碗”。買好車票后，突然系里接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事處電話，問有沒有沒來實習的學生，他們也想見一見。系里就告訴我了，當時我沒抱任何希望，因為沒實習就去（可能性不大），結果是下午和臺里的老師聊了兩個小時就留下了。當然，后面還有種種波折就不贅述了。
回望自身經歷到今天可以濃縮為兩個概念：一是我非常理解找工作過程中的“苦”：今天好消息明天壞消息，今天天堂明天地獄，這種來回折騰的過程對每一個青春都不容易，尤其在找工作時更難；二是我認為“公平”對于年輕人來說太重要了，這也是我在全國政協履職10年的提案都在呼吁“公平”的原因。擔任政協委員時，我不斷提到不僅要關注雙一流高校，更要關注非雙一流高校，還有就是跟年齡和地域相關的歧視因素。
記者：為何持續關注公平？
白巖松：我認為，公平對每一代年輕人都重要，對今天的年輕人同樣重要。每一代的公平都有不同內涵，對于今天非常困難的年輕人而言，他們不一定想要很大優待，但公平是個大前提，這是我當初走上就業崗位時非常感恩的收獲。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能夠獲得與公平相關的一切環境。
不管是曾經在政協履職，還是自己的新聞本職，你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眼前，而是如何讓中國的明天更好，支撐你走下去的背后一定是公平和進步。因此建議一定要具有前瞻性，即使當時不被理解，但隨著時間推移形成的共識會更多。
談內卷與躺平，今天年輕人是弱勢群體，需政策撬動起積極性
記者：近年經常能從年輕人嘴上聽到“內卷”與“躺平”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，如何看待這種狀態？當理想照進現實，年輕人如何做好平衡？
白巖松：十幾年前我就在關注這個問題。這幾年越來越強烈感受到年輕人心中有怨氣的原因是，他們現在是社會的弱勢群體，不再像我們這一代人。當年我們青春的時候，我們是社會的強勢群體，出生于60年代，受教育在80年代，80年代的我們兜里什么都沒有，但我們有明天。《明天會更好》這首歌就是40年前寫的，它成為我們這代人內心最豐富的東西。當時各個年齡層達成共識，年輕人是社會關注的重點，當年年輕人四處受寵，機會無數，破格提拔機會很多，不能不說，這的確是時代紅利。
記者：為什么說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群體？
記者：為什么說今天的年輕人是弱勢群體？
白巖松：有以下幾個標志：首先，現在年輕人雖然學歷很高，但是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，他們收入大比例沒有父母高，并非家庭命運的改變者。我們經常聽到老人教訓年輕人不愁吃不愁喝，但每天垂頭喪氣，是因為他們沒有成就感。我們這一代人雖然一開始什么都沒有，但在逐漸擁有的過程中，帶動整個家庭發生改變，獲得了成就感。
其次，目前年輕人機會成本大量下降，年輕人越來越認為，努力不一定有回報。因此“躺平”“內卷”等情況變得更加嚴重。隨著機會成本減少，人數增多，人們自然會去“卷”。因此，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聲音背后的因素。
第三，這代年輕人渴望愛，然而卻又“無力愛”。各種現實障礙和因素導致他們結婚越來越晚，甚至談戀愛都很難，我之所以說他們渴望愛，是因為現在年輕人養貓養狗比我們那時候多，貓和狗都成為了自己的孩子。
以上三種因素相互糾纏，決定現在年輕一代是弱勢群體。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社會上無力感很強，不像80年代的年輕人什么都沒有，卻被整個社會捧到了“明天靠你”的位置。
從政策角度看，我們現在必須大力向年輕人傾斜，振作起時代的信心：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經濟消費和民營經濟，我們目前正在努力，另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社會的年輕人開始相信明天，開始積極振作起來，這也需要政策的推動。
記者：如何通過政策提振年輕人的信心？
白巖松：我認為，要有很多針對性政策，首先要推動更充分的就業，這是第一民生，接下來比如提高個稅起征點，成本不高，但我看中這樣的政策示范、激勵與信號的作用。在這10年到12年間，能不能讓35歲以下的年輕人個人所得稅起征額由5000直接跳到12,000元。現在的年輕人需要打拼、租房、考慮生育，雖然現在生育比例在降低，這反而需要用政策來撬動他們。這樣單位也愿意給你開更高的工資，因為單位可以不交稅，或者把原本要交稅的當成增加的工資部分。
另外，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工作不穩定，政府和企業能否給40歲以下尤其是35歲以下的靈活就業人員更多社會保障。現在很多靈活就業人員的保障都是缺失的，這一代人60歲以后怎么辦？他們可能沒有考慮過，但社會需要考慮這些問題：當年輕人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和迷茫，甚至悲觀的時候，他會選擇婚姻嗎？選擇婚姻之后他會要孩子嗎？當他對未來不確定，一天累得像牛馬似的，他會認真吃一天三頓飯嗎？他的健康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沖擊？
當社會最年輕的一代對婚姻、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沒有任何保障，社會信心的另一半來源于何處？我認為，要讓年輕人不要擔心60歲之后的事情，這樣他們才能夠成長。當企業能承擔這些責任時，企業去承擔。當他們沒有工作時，政府需要承擔責任，使每個中國勞動者，無論是終身雇傭人員還是靈活就業人員，在60歲后有清晰的社會保障，他們才敢對未來有預期，僅靠口號和畫餅沒有用，陪伴才有用。
從政府角度來看，出臺有明確信號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，讓年輕人明確知道，即使沒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，但他們明白60歲后依然可以有社會保障，他們才可以用一生的長度考慮家庭、婚姻、孩子和健康。
提振整個社會的信心，要讓年輕人再次成為受益者，從政策多方面進行調整，并需要這個政策持續10到12年。
記者：為什么不斷強調對年輕人的政策延續性只需要10到12年？
白巖松：近年來，我們生育的最高峰拐點出現在2016年，之后開始直線下降，到了2022年跌到了1,000萬以下，這兩年一直在1,000萬以下。因此10年到12年后年輕人的就業不再是問題，沒有那么多勞動力供給了，所以不擔心12年之后的年輕人在社會上的地位，我們需要這10到12年對年輕人有明確的政策扶持。
有很多人說這對于中老年人不公平，但這批年輕人是他們的孩子，幫助他們何嘗不是在幫助今天的老人。我之所以反感“啃老”這個詞，是因為如果社會把很多工作做好，他們就不會啃老，老年人也獲得了解放，可以把更多的錢用在養老過程中，也給孩子減輕負擔。
談“啃老”現象，社會要讓年輕人有制度有保障可“啃”
記者：當前80后和90后已成“啃老”主力軍，如何看待年輕人依賴家庭支持的社會現象，背后反映什么問題？
白巖松：從親情角度來看，成為所謂的“職業子女”并不壞。從社會角度來看，這是不可以的，因為是社會的保障不夠，將應該承擔的保障交給父母，讓年輕人背上“啃老”的罵名，這個詞帶有很強的貶義。因此，我認為這不公平，如果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失職，那么應該進行調整，讓年輕人有制度可“啃”，有保障可“啃”，“啃老”這個詞就會逐漸淡化，我不相信年輕人愿意啃老。其實，大家經常忽略一種心理問題，即使父母很樂意給他很多錢，10個孩子9個會不開心，他仍然愿意實現自我價值。
隨著科技和社會環境的變化，現在的年輕人更多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，變得更不開心和更不幸福。因為每天在龐大比較體系中，他們不再是心理強大的一代，抑郁、焦慮普遍附著于現在年輕人身上。在帶這幾屆學生過程中，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成為一名心理老師，需要帶領他們走出冰河，我經常用的詞是“與自己和解”和“融化”，他們過去心中有塊冰，希望被逐漸融化。經過這些經歷，我已調整了原來的期望值，希望通過兩年教育幫他們變成活力滿滿的人。
談AI對媒體的沖擊，優質答案取決于能否提出更高質量的問題
記者：面對近期DeepSeek人工智能等技術對傳統崗位的沖擊，您怎么看？今年有些地方開始有AI記者出現，我們如何不被替代？
白巖松：首先，一方面我們的傳統媒體眾多，全中國有差不多3000家電視臺。但另一方面，優秀記者在減少，因為大家“種地”（內容生產）的數量越來越少，“種地”能力在減弱，所以我們更需要優秀的記者。從AI角度來看，新聞最重要的支撐在于“新”，這是DeepSeek學不到的知識，所以我從不擔心這個問題。現在全民皆記者，全民皆攝影師。但是分母變大，專業攝影師更貴了，好的照片并沒有增加太多。現在所有人都離不開傳播，真正的事實是變多還是變少？誰來獲得更有質量的事實？
現在的確是“一頭多，另一頭少”。媒體太多，做著相同的內容，能夠種優質糧食的人開始減少，人類與機器相同，如果不訓練，他們無法變得優秀。目前年輕記者的采訪機會已經很少了，有人認為現在許多記者不會提問，是因為他們平時沒有采訪機會，所以我認為兩手都要抓，兩手都要解決。
我在帶學生時告訴他們，提問比以前更重要了，因為DeepSeek給出什么樣的答案取決于你提出的問題。如果你的問題更有質量，更有針對性、更準確、更與眾不同，它給出的答案就更好。
我們在做“學問”，但不問如何學。雖然今天談論DeepSeek時非常現代化，但是老祖宗早在“學問”這兩個字中就明白了道理，學和問是相互關聯的。通過提問，我了解到他的水平如何，他好奇什么，他關注什么。這就是提問能力的重要性。同樣的道理，在DeepSeek時代，優質的答案更取決于記者能否提出更有質量的問題，如果問題好，DeepSeek會給出好答案，現實中同樣的人也會給出好答案。提問是記者唯一的武器，目前問題在于傳統媒體在“種糧食”方面逐漸失去了機會，他們沒有經過訓練，我們無法期望他們能夠進行有質量的提問。我認為傳媒需要給年輕記者更多機會去接地氣，去采訪、提問、寫自己的東西，而不是DeepSeek給他的東西。
面對海量信息，事實越是奢侈品。上世紀50年代，有記者采訪羅素老先生提出兩個問題，即對年輕人的忠告和對真理的看法，羅素的回答出乎意料，對于忠告只有一句話：“愛是明智的，恨是愚蠢的”。對于真理，他說只關注一件事，就是“事實是什么”，我非常喜歡這個回答。 |
